“在二十一世纪，物才是上帝，人像工具。”

                                       ——声音碎片，送流水

“人为物役”指人类创造的物反过来支配、奴役人类主体的历史现象。它并非AI时代的新患，而是文明演进中反复出现的结构性倒置。从庄子“物物而不物于物”的超越理想，到马克思揭示的资本主义商品拜物教与货币拜物教，再到海德格尔的技术座架与当代金钱对时间、关系、自我的一体量化，人为物役的形态不断抽象化、隐形化与普遍化。金钱成为当代最彻底的“物神”——人们不是在使用金钱，而是被金钱的增殖逻辑所驱动。AI作为人类创造的最强大“物”，既可能将这一千年宿命推向极致，也可能成为真正的解放节点：增强人类、释放时间、暴露逻辑、帮助人类重建“用物而不役于物”的主体性。

一、古代源头：工具关系与超越理想

早期人类社会中，物主要以工具形态存在。石器、农具延伸了人的能力，却也塑造了对物的依赖。农业文明下，土地、季节、工具成为必须顺应的力量，“为物所累”的体验已然出现。

中国先秦思想对此有深刻反思。庄子《山木》篇以大木因“无所可用”而终天年、家鹅因“有用”而被烹的故事，揭示“处乎材与不材之间”的困境。高晓锋等学者进一步分析，“物物而不物于物”中的“物物”可理解为察物、辨物、别物、法物等顺应自然之性的实践，“不物于物”则是从混杂、对待之物中超拔，避免被切割与沉沦，最终进入逍遥境界。这一命题并非简单征服，而是追求超越对待、顺物自然的自由状态——“用心若镜”，与道合一。近期有学者直接将此与AI异化联系，指出庄子智慧可化解AI作为强大“人为之物”可能带来的“物于物”（被物所役使）困境。

管子、荀子的相关表述同样强调“使物”而非“役于物”。西方早期思想虽未形成同等系统表述，但亚里士多德视奴隶为“会说话的工具”，隐含工具与人的关系讨论；宗教中的偶像崇拜则是另一种物役形式：人创造神像，却跪拜在自己创造的物前。这些为后世批判提供了思想资源。古代的自觉在于思想家已敏锐意识到“物”可能反噬人，并提出了超越路径——或顺自然而逍遥，或保持主体距离。然而，这些理想在后续历史中，面对更强大的物役机制，往往显得脆弱。

二、资本主义转折：物役性的系统化与拜物教

近代资本主义使物役性从局部现象转变为系统性社会结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劳动异化使工人生产出独立于自身、反过来统治自身的对象世界。进入《资本论》，这一分析深化为商品拜物教：商品形式掩盖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使之呈现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成为“一切价值的尺度”；资本则是“死劳动”统治“活劳动”。

中国学者系统阐发“物役性”概念，指出它与“似自然性”共同构成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双重维度。物役性揭示了主客体颠倒的客观机制：巨大的物的权力不归工人所有，而归人格化的生产条件（资本）所有。这种颠倒使人“人为物役”，见物不见人。他们进一步辨析，强调“物役性”之“物”特指作为社会关系的“资本”（物化劳动），而非泛泛的人的创造物，这与青年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既有连续性又有区分。

货币拜物教尤为关键。货币的拜物教性质比商品更耀眼：它使社会关系凝结为金属或数字，遮盖了背后的生产关系本质。马克思指出：“货币是人的劳动和存在的本质的异化了的、外化的和外在化的类。” 当代，金钱不再是交换媒介，而是衡量一切（时间、关系、尊严）的最高标准。人被金钱的增殖逻辑驱动：必须不断生产、竞争、消费，以维持或增长账户数字。人们不是在使用金钱，而是被金钱的节奏、焦虑与永不知足的要求所役使。这正是“金钱才是上帝”的最深刻根源。

资本主义将人为物役系统化、客观化。拜物教从宗教幻觉变为日常生活的现实形式，人习以为常地接受物的统治。

三、现代深化：技术座架与金钱量化

20世纪，技术与消费社会进一步强化物役性。海德格尔在《技术的追问》中提出“座架”（Gestell）概念：现代技术“促逼”（Herausfordern）一切成为可计算、可储备的“持存物”（Bestand）。河流不再是自然之物，而是水力发电的储备；人不再是目的，而是人力资源、数据资源。技术使物役性获得前所未有的普遍性与隐蔽性。中国学者在讨论人工智能本质时指出，海德格尔将技术本质追溯到“解蔽”，但现代技术往往遮蔽了这一本质，异化为订造与摆置。齐美尔在《货币哲学》中分析，货币使一切质的差异转化为量的差异，生活节奏服从于货币流通的速度。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指出，物体系通过符号消费控制欲望，人被编织进物的逻辑之中。

当代中国与全球社会中，工作服务于绩效数字，教育成为人力资本投资，婚姻社交纳入回报率计算，休息爱好也需包装为“自我增值”。金钱以“自由选择”“个人成功”的名义，完成了最精妙的奴役——人主动成为其祭品。这与庄子“物物而不物于物”的理想形成尖锐对照：当代人却在“为物所役”的轨道上加速奔跑，且往往意识不到这一颠倒。

四、AI解放：从物役到用物的可能转折

AI的出现，把这个漫长的故事推到了关键节点。它是人类迄今创造的最复杂、最具能动性的“物”。从风险一面看，AI极可能成为物役性最忠诚、最高效的执行系统。Stuart Russell指出，当前AI的标准模型——让机器去优化一个固定的人类给定目标——本身就包含根本缺陷。一旦目标被资本逻辑捕获，机器就会以惊人的效率去实现它，而不在乎这个目标对人类意味着什么。

然而，AI也同时打开了一个真实的历史转折窗口。Russell提出了一种不同的技术路径：让AI的唯一目标是最大化实现人类偏好，同时对这些偏好保持初始的不确定性，并持续从人类行为中学习。这样，AI就不再是一个狂热的工具执行者，而可能成为一个不断向人类请教的伙伴。许煜则提供更深层的哲学资源。他指出，西方现代技术是与资本主义高度绑定的特定“宇宙技术”，真正的出路在于发展“技术多样性”，让技术重新嵌入不同的道德-宇宙秩序之中。

超越物役性需要消除社会历史发展的似自然性，使人类主体重新支配创造出来的经济过程。AI恰好提供了物质与技术基础。

第一，时间与认知资源的释放。AI大规模自动化重复劳动、财务管理乃至部分决策后，人有可能从金钱驱动的永动机中抽身，获得真正自由时间，重新审视何为值得追求的价值。这为庄子式“逍遥”与“乘道德而浮游”提供了现实基础。人工智能的本质可追溯到人类“制造、使用和携带工具”的历史现象，若能扬弃意识与生命活动的对立，回归人性完整性，则可能实现从异化到解放的跃迁。

第二，物逻辑的彻底暴露。AI将量化、优化、预测逻辑推向极致。当一切（时间、关系、自我）都被算法清晰计算时，人类反而更容易看清自己曾如何臣服于金钱上帝。这是一种“否定之否定”：物役的极致形式可能成为觉醒的契机。庄子智慧在此尤为珍贵——“物物而不物于物”提醒我们，面对AI这一强大“人为之物”，应顺应其工具性，同时保持内在超越，避免被其切割与役使。

第三，主体性重建的技术助力。结合BC I、个性化智能等，AI可成为延伸主体性的工具，而非替代者。它帮助人超越单纯效率追求，转向觉知、关系、意义本身，呼应庄子“物物而不物于物”的理想。AI不是新上帝，而是帮助人重新“用物”的强大助手。数字劳动异化研究也指出，只有在资本逻辑之外重构生产关系，才能实现智能时代的劳动解放。

第四，伦理与制度层面的可能。AI可推动新伦理框架：从西方人机对立，转向中国传统的关系本体论与非本质主义——AI服务于人的觉醒，而非金钱增殖。如果政策、社会共识与个人实践跟进，AI有望成为物役历史上的解放节点。海德格尔“哪里有危险，哪里也生出拯救”的警示，在此获得新意：技术的危险在于座架的促逼，拯救则在于回归技术的本源解蔽与人的主体性。

第五，“碳硅融合”——碳基人类与硅基智能的深度融合——成为可能打破千年物役循环的物质基础。通过脑机接口、个性化智能体以及精准的体细胞干预，人类有可能在保留生物基础的同时，大幅扩展认知能力、情绪调节能力和创造空间。这些技术若被正确引导，不是用来制造更高效的工具人，而是用来释放时间与注意力，让人重新面对“何为值得追求的生活”这一根本问题。它不是要消灭人性恒常中的欲望与焦虑，而是帮助我们更清晰地看见它们，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驯服和超越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