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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天为朋友饯行,喝了一些酒,出门之时感觉血脉贲张,一阵阴风吹来,就在短短等车之际,鼻涕流下来了。

我原来以为自己很强悍,如果消灭了脂肪肌肉也是一块一块的,看来一是天气还有点凉,二是酒后有点大意,任毛孔胡乱张着,三是已经不是傻小子睡凉炕的年龄了。

说起喝酒,我在上大学以前是几乎滴酒不沾的。这和抽烟、打麻将之类一样,来自丰富多采的大学生活。大学里喝酒的理由似乎很多,就是来了老乡了、同学们聚会了、谁拿了奖学金了、谁找到女朋友了、谁的女朋友吹了,以及后来的毕业前的一顿接一顿的散伙酒,如此等等。

那时大家都没有钱,最早的喝酒方式是买一块钱的五香花生米和一瓶二锅头(大概两块来钱),在宿舍里或者在校园的某个石桌石凳旁。之后慢慢变成喝啤酒,当时只喝北京啤酒,没有人愿意喝燕京啤酒。喝啤酒比二锅头更消耗银子,所以是大家经济条件逐渐变好的标志。

学校周边充满了适合学生消费能力的小饭馆。我记得那时人大东门外有一长条便民商亭,其中包括拉面、牛肉面等等,东门南边一条东西向的胡同里有诸如“托福餐厅”、“XX美食村”之类“名店”。

学校里有许多社交活动,这些活动时常在饭馆里进行。点菜其实不需要太有顾虑,实惠还是这里的本色。

在临近大学毕业的时候,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几乎天天泡在这些小饭馆里,通常人头攒动,但也有时孑然一身。一个人的时候一般要一份炒饭、一个麻婆豆腐或者尖椒肉丝、一瓶北京啤酒。

至今我想不起来银子是哪里来的,但是我觉得买单请客的次数很多。有可能是一个皮包公司带给我的固定收入,或者一个音像出版社当时不知道为什么物色我写一个关于关贸总协定(那时不叫WTO,叫GATT)的历史的小剧本的预付款。后来那个出版社出没出、赚了多少钱我一概不知,只记得一个明显满身铜臭味的编辑在跟我讨价还价的时候指责我要求预付的行为“太铜臭了”。

大学期间的喝酒一般都会以某人倒下告终。在XX美食村我们曾经中午去喝,大概十二点左右开始,一直搞到晚饭时间,还继续下去。那次我生平唯一一次在餐厅工作人员全体下班的情况下为了给自己搞点吃的潜入后厨,现成的是炸花生,不现成的是红烧鸡翅,亲手烹制,味道绝佳。

毕业前一般很洒脱。我是读研究生的那批,所以更自在一些。一天喝到晚两点以后,校园里已经安静了,连幽会的都分别钻窗户回去了。我们很喧嚣而且很嚣张,如果有人从窗户里喊出话来对我们不满,我们一定是恶狠狠的还击。毕业的辛酸也许大家都理解,所以没有人真的在意。而教师宿舍里的人们通常身单力孤,忍气吞声者居多。我们没有敌手只好在校园夜游。我的情绪很好,于是做下了人大史上第一奇案:夜挪垃圾箱。全校园的垃圾箱被我(准确的说是我不是我们)拿到了相应路段的路中央,蔚为奇观。

第二天酒醒,我饶有兴趣的观察校内反应。很有趣,所有垃圾箱归位,无人提起此事。我后来追问一早起女生,她觉得她一大早去食堂的时候已经没有什么异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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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学里喝出来的人一般是靠胆色取胜,酒量时好时坏,酒风一定很正,不偷奸耍滑。然而很快我就有了教训。

那是去河南的一次行程。应该是94年前后,随一个同学和他的亲戚,从北京赵公口坐长途车去的郑州,之后转乘。目的地是周口地区的一个村,一位金融领域里的比较高的官员的老家。据说他们那里原来有一座铁塔,倒掉之后,这位官员横空出世了。先在河南一带叱咤,还给家乡修了条路,之后就进京了。这个地方以生产鞭炮出名。我在那里看到一个浑身炮药的老哥从作坊里钻出来。据说这位老哥是鞭炮作坊里收入最高的,因为其危险,大约300元每月。

晚上住在村里,好客的同学找来两个村民,看起来非常质朴憨厚,要陪我喝酒。也许平常在学校里我还挺能喝的,所以没有想太多,直接豪爽起来。大约半小时后,我就颤颤巍巍的找到院外一棵大树,歪着脑袋向树边的大沟里猛呕一番。

另一个醉酒记录也是在读书的阶段。为了一个个人所得税方面的课题,我和几个同学去老白干的故乡做调查。接待我们的人中有一位是老白干厂领导的公子,十分热情,一定要让我们品尝酒头(所谓未加勾兑的,70度左右),而且还托出一个盘子,一次三六九十八杯的整。杯子不大,整就整呗。结果是迅速离席。

跟老外喝酒是比较有趣的经历。比较多的老外不知道中国白酒的厉害,而且比较喜欢尝试。06年初,我的闺女刚出生20天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重要交易达成,一批人跑到七彩云南庆祝。老外们喝酒很猛,我开始还有点惴惴,很快他们就盯不住了,有一个美国兄弟开始说胡话,不过表现还算绅士。一个应该说是高级买办级别的同胞本来是知道白酒厉害的,但是被劝得不堪,而且他的老板,那个美国兄弟也放开了,他也就无妨了。第二天听说他是被司机用轮椅推回酒店房间的。这次活动确实加深了中美两家公司以及两方雇员包括纯鬼子以及假鬼子之间的友情。以后又聚过多次,我们选的酒的品牌以及价格从高到低逐渐下降,越来越本土化了。

07年下半年开始跟南非人民的友情加深了,喝酒次数也增加了。去年底在香港与南非朋友们开会,会后找了个在鲤鱼门的小饭店,喝泸州老窖(最简装的)。大家比在高档区吃饭愉快多了,南非朋友们纷纷表扬我们选的地方以及选的酒好,说让他们想到了自己的童年和童年的鱼市(fish market),尤其是佐餐的来自饭店周边的海鲜的腥味,让人难忘。

其实,慢慢的,我已经远离了痛快淋漓的壶中岁月。越来越理性,酒量似乎也越来越大了起来。喝酒有的时候是真的高兴,大多数时候是应个景而已。老朋友们见面反而不以喝酒为乐。大家都开车,上有老下有小的,主要是聊天,当然还有麻将嘛。

啤酒和白酒也渐渐淡出主流的饮品行列,代之以惺惺作态的红酒。连喝白酒的时候我都不自觉的晃晃杯,可见流毒之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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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说红酒,但是除了在匈牙利和西班牙去过两处酒庄,在戴高乐机场买过一本关于法国葡萄酒的小册子,实在是功力不逮,就不贻笑方家了。

如果象中国人这样喝红酒,其实跟白酒一样,既容易醉,且有害身体。倒满一杯,山呼海啸,一饮而尽,这是中国人的饮酒文化,我不觉得很美好很高尚,也倒不觉寒碜。在我们的眼里,酒的品种只不过是个形式,关键是豪饮的气势,以及透露的诚意(姑且这么说把)。比如我在慕尼黑的HB,曾经一口气喝下一公升黑啤,当晚共饮七升,附近桌的老外们都很惊讶,他们跑来鼓掌、要求合影,也是蔚为壮观的记忆。呵呵。而且执杯的手式很专业。

品酒在国内的宴席中基本是摆设,没有人喝了一口还真的说要换。这主要是个面子问题,点酒的时候选贵的,已经把好喝的概率占了个大半,再尝一尝,如果辨不出口味当然只好说好。一般的拿腔拿调是晃一晃,看看杯壁,闻一闻,尝一尝,说OK或者好。

其实我不喜欢带果味的。我喜欢闻起来带橡木烧焦气味的、口味偏辣偏重的酒。然而我并不能经常喝到。

现在我在家里偶尔也会喝一点。吃晚饭的时候,家人各饮一杯,起安眠、健身作用。

岁月其实就记录在我们见过、做过、听过的每一件小事里。它在生活的主旋律中流过,也漫流在细节中。今天的年轻正在走向明天的非年轻,而所有的细节都在改变。麻将也好、流行歌曲也好、酒也好,都是记忆中的线索,串起许多故事。它们和我读过的书一起,改变人的命运,也在人的命运中改变。

关于红酒,还有一个故事。去年6月在巴塞罗那附近的一个酒庄跟同行的人谈起藏酒。西班牙太远,藏起来基本上就是真的藏起来了,只有一个证书可以见到,所以有人自告奋勇称与张裕的老板熟悉,可以帮我搞一桶。据说9万。我觉得可以,而且等女儿长大了,还可以给她做嫁妆。回来后这位老哥奋勇实践,一周末,约我去张裕在北京的一个酒庄看看。我还真是因故没有去。本来挺抱歉,周一见到他,发现抱歉的是他。他许我的9万实际上是36万,太悬殊了一些吧?

这个故事其实已经是关于下一代的了。就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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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鹰

李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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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博士。供职于某大型金融机构。以文会友,不谈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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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 33篇